老红军张运贵
张运贵，又名张永贵，建宁县黄埠乡陈余村人。1931年4月参加建宁县第一支红色地方武装桂阳游击队，同年随游击队编入南（丰）广（昌）建（宁）独立团，1932年初编入红十二军，先后任副班长、班长。1932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7月调江西于都工农学校卫生所工作。1934年10月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调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卫生所任班长兼党支部书记。1936年，随部队抵达陕北保安县。1937年调任兵站医院（延安中央干部休养所）任护士长。1943年10月在延安响应党的精兵简政号召，到延安县甘谷驿镇开设个人诊所行医。
全国解放后，张运贵回到建宁，落户桂阳村翁坊桥当农民，参加土改工作组，1952年后任客坊区桂阳村党支部书记。1955年转为客坊区陈余乡工作组脱产干部。1957年，服从县委县政府安排，辞去公职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72年经省委组织部、福州军区核实身份落实政策，恢复干部身份，享受老红军待遇，1983年离休。1989年12月13日因突发脑溢血在桂阳村病逝。
作战勇敢 关心战友
在小城建宁，我们找到了张运贵的后人，听他们讲述这位老红军的尘封故事。
张运贵出生于贫苦农家，没有读过书，父母早逝，从小务农，做过长工，与弟弟相依为命。当时，建宁县官僚及驻军强征粮税，桂阳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1年2月下旬，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派一个30多人的工作团，从广昌的陈庄翻越船顶隘到建宁桂阳、陈余、贤河一带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扩红筹款工作。
3月，建宁县首支红色地方革命武装——桂阳游击队组建，4月，张运贵报名参加游击队，任第二班战士，随游击队在桂阳及周边乡村打土豪。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仗，就是冲进反动保卫团团总张秉刚的家中，缴获了藏在灰粪窖地下的步枪10支。
4月，红军撤回江西参加第二次反“围剿”，张运贵等桂阳游击队员分散隐蔽。5月下旬，红军第二次反“围剿”从广昌攻打建宁，桂阳游击队协助红军攻打建宁城，并在贤河活捉了张秉刚。
6月下旬，随桂阳游击队编入红军南（丰）广（昌）建（宁）独立团，编在三连一排三班。之后，张运贵随独立团在南丰、广昌、建宁牵制敌军，掩护主力红军回师赣南。接着，又转战宁化、长汀等地，1932年初在瑞金编入红十二军，由于作战勇敢，先后任副班长、班长。
离开家乡到外线作战，生死难料，张运贵不得不将唯一的亲人，不满13岁的弟弟送到陈余村一家裁缝店里当学徒。
“关于战斗的情况，父亲和我说的不多，但有一件事印象深刻。”张运贵的三儿子张启平说，在和敌军作战时，敌人有飞机和大炮，而红军只有步枪，打起仗来部队伤亡惨重。有一次，张运贵正在救治伤员，一发炮弹下来，周围战士牺牲了好多个，但他却奇迹般的只有小腿受伤。他找到一位奄奄一息的战友，强忍剧痛，把战友背到五里远的救护所。
△张运贵（中）与部队战友合影
那个时候，受伤的红军战士，由于缺医少药，很难得到有效的救治。部队没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便培养部分战士学习基础的包扎、看护和救助知识，张运贵从中学到不少战场急救技能。
由于张运贵有一定的基础，1933年7月调往江西于都工农学校卫生所工作，一边学习医学知识，一边救护伤员。
在卫生所里，每天要面对无数的伤员和病号，为他们清洗、包扎伤口，为他们喂饭穿衣，端屎倒尿。工作繁重，条件艰苦，有时还不被战友理解，但他从来没有埋怨过，因为他坚信，当好一名红军卫生员也是革命斗争胜利的需要和保障。
响应号召 服务百姓
1934年10月，张运贵随中央红军干部团卫生队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保安县后，途中调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卫生所班长兼党支部书记。1937年调任兵站医院（延安中央干部休养所）护士长。
1941年11月，日寇加紧对八路军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延安边区物资供给十分困难，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提出了“精兵简政”策略。
1943年10月，张运贵在延安响应党的号召，复员到延安县甘谷驿镇开设个人诊所行医。为了不给部队添麻烦，张运贵自己动手挖了两口窑洞，置办器材、药品，开办了个人医疗疹所，为当地老百姓看病，继续为广大穷苦群众服务。
“如果父亲不主动提出来，以他护士长的身份，依然可以待在部队里。但是在当时，他们的思想很简单，就是一切听党的话。”张启平感慨地说。
在延安甘谷驿镇行医期间，张运贵深深地感受到当地百姓生活的困苦，对来看病换药的患者群众，他总是根据对方情况，少收甚至不收费用。虽说是行医，但在当时，药品极为匮乏，张运贵就自己动手，采集草药配制药方，最大程度降低医疗成本，为穷苦患者服务。
精湛的技艺、和气的态度，让他在三乡五里积累了良好的口碑，群众亲切地唤他“南方张医生”。
2010年暑期，张运贵的儿女们重访当年他生活行医的地方时，尚健在的八九旬老人们无不竖起拇指说：“张医生是个有良心的好医生啊！”
“小时候我这条命还是他救的哦！”听说张医生的儿女们来了，有位叫做张凤琴的老大娘闻讯赶来，见到张运贵的大女儿张青华，她还记得小时候在一起玩耍的故事，还记得大家都叫她“青娃”。
胸怀坦荡 淡泊名利
1950年，张运贵便计划着回建宁老家。爱人极力反对：“现在闽西北山区还有很多土匪没有肃清，你现在回去不是送死么？”张运贵却说：“我想念家乡，还有我失散的弟弟，要回去！”
1951年初，张运贵和爱人背上行李，用箩筐挑着孩子，踏上了几千里回家路。路过武汉时，在时任武汉铁路局党委书记的战友袁亚东家里小住了几日，袁亚东说：“你现在回去一是很危险，另一个是工作不好安排，还是不要回去了，把介绍信给我，留在这里我帮你安排工作”。
“当时，我父亲和许多退伍返乡的战士一样，只想着回家，有没有工作都不重要。”张启平说，归心似箭的父亲没有答应，于当年5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建宁县里心区桂阳村翁坊桥。
当时建宁交通十分不便，张运贵步行40里前往里心区，将党组织关系、退伍证、工作介绍信等交给时任里心区区长王茂盛同志，请他代替交给县委有关部门。回乡后，任桂阳村党支部书记，张运贵参加了当地土改工作组。后转为脱产干部，1957年精简机构紧缩编制时，辞去公职回乡生产。
△张运贵用过的背包和皮带
文革开始后，张运贵受到冲击，有人贴出大字报质疑他的身份，家里人都很是着急，他却不担心。他对家人说：“让他们说去吧，我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当个农民他们还能把我怎么的？我去当兵，村里老少都是亲眼所见，我从延安回来，部队上的照片不是假的吧，党组织关系、介绍信、退伍证不是假的吧？我把延安边区币、公文包都捐给了纪念馆，这些县里和组织部门都是知道的。”
张运贵对外界的舆论置若罔闻，依旧平静地生活、劳动着。直到1972年，张启平回忆说，时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周曼天同志到建宁探望了张运贵，之后福州军区两位政工干部到建宁为父亲核实了身份，组织部门为父亲落实了政策。当他们询问有何要求时，张运贵回答：“我现在生活得很好，没有要求。”
曾经有人问张运贵：“你不在外面当官，回来吃这苦做什么？”他回答说：“当年我们村一起出去当兵的二十几个人，就我有一条老命回来，现在我有了老婆孩子，生活也更好了，比起我那些死去的战友，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勤劳淳朴 严谨治家
骨子里，张运贵是位淳朴的农民，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张运贵向政府捐了所有的积蓄和妻子不多的金银首饰。子女们成年后，负担轻了，收入多了，张运贵又开始每月拿出一点儿钱来接济生活困难的乡邻和需要读书用钱的学生，十几年不曾间断。
△张运贵的女儿们在当年居住的窑洞前留影
遇到县、乡干部来指导工作或是看望他时，他总要热情地拉到家里来，砍回半斤五花肉，焖上二斤油豆腐，煎上两个鸡蛋，拿出子女们平时孝敬舍不得喝的好酒，与大家开怀畅饮。
每次参加完县里的会议，他总要求自己坐班车回来，实在推辞不了县里的专车派送，也总是坚持只让司机把他送到岩上村山隘口的清明窠，然后步行8华里山路回桂阳村。因为他知道，山路崎岖，加上那儿常常雾大路滑，让司机往返实在是辛苦又危险。
张启平有件事记忆特别深刻。他17岁时，右腿关节肿得有小南瓜那么大，不能走路，县医院说治不了，要去省城大医院。家里人建议请县里派车送一趟，张运贵觉得办私事用公车不好，就让当时在县公安局工作的大女婿请假，背着坐班车送去，当时交通不便，换了四五趟车走了个来回，其中的苦楚至今让张启平难以忘怀。
1973年，省民政厅拨款800元给张运贵修缮房屋，为了节约、合理利用好这笔款，张运贵把孩子们动员起来，有的砍树，有的挑沙，有的拉砖。孩子们从小到大，没少吃过苦，也没少埋怨过，但这却锻炼了他们坚强的意志，养成了他们良好的人生品质。
后来，孩子们工作出色，有的留在外地，每次和孩子们通电话，他总要叮嘱：“好好工作，好好做人，听党的话，争取更大进步。”
张运贵曾任建宁县第一、第二届政协委员。1989年12月在家中突发脑溢血，医治无效去逝，享年80岁。
（三明日报建宁记者站 王华耀 通讯员 刘纪茗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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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21 20:54
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