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峰村衙岭战斗遗址大坡栋上发现的红军营连级临时指挥所遗址(管其乾 摄影)
从以上革命历史文献资料表明:1934年7月15日,随着在永安小陶石峰集结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公开发布,它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斗任务正式付诸实施,同时也科学地印证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执行这项任务的集结地、出发地,就是福建永安小陶石峰这一铁的历史事实。
人民网党史频道《红色旅游地北上抗日宣言第一村石峰村》文章网页截图
福建省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林强教授给石峰村两委的回信
2012年4月29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的党史专家石仲泉先生,亲自实地考察调研后欣然提笔写下了:“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福建{MOD}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的党史专家林强教授,在给石峰村两委的信中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石峰村先辈和广大群众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是名副其实的‘北上抗日宣言公开发布地’(俗称北上抗日宣言第一村),也是红七军团与红九军团会师地之一。这已成为红军斗争史上英勇悲壮的一页,将永垂青史”。石峰村现在还保存大量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书写的标语,以及红军部队开挖的战壕等革命遗址遗迹。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左)通过当地人管其乾将他为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村题字转交石峰村两委(赖晓斌 摄影)
永安火电厂机关二支部的党员在北上抗日先遣队石峰村驻防部队指挥所暨红一军团二师指挥所瓦窑头厝万隆堂观看红军标语(管其乾 摄影)
朝鲜民族史学家、浙江绍兴外国语学院李光仁教授在红九军团护送红七军团北上抗日石峰村指挥部管辉彩老厝门前留影(管其乾 摄影
三、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主体核心思想是:“北上抗日”,它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战略目标,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一致性。 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主体核心思想是:“北上抗日”,它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战略目标,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如果分割、剥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史实,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长征)的历史,就显得不够客观和完整。 1934年中央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之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也先后进行了长征,完成北上抗日的战略部署。毛泽东于1935年初到陕北后,就对红军长征的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族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张闻天于同年12月1日写的《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宣言》中,称红军战略转移为“二万五千里空前伟大的远征”。他对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作了如下阐述:“这个宣言(指抗日救国宣言)在全中国人民前面,更充分的表示出中国苏维埃与红军是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先锋队,是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于一九三四年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县先遣队,而且于同年十月红军主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远征,最后到达了抗日最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而这个宣言更加证明,中国苏维埃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为了中国民族最后解放而奋斗到底的。因此,这个宣言一定可以取得全中国人民最热烈的赞成与拥护。” 1937年6月23日,朱德会见美国学者托马斯·阿瑟·彼森,在回答他提出的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时说:“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依靠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朱德还说:“长征损失非常严重,可能高达30万”。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最初,战略转移(长征)开始时,中央确定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湘西根据地。但是,随着蒋介石布置重兵封锁了去湘西的道路。在这危急历史关头,党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准备到川黔边境创建新的根据地。可是,遵义会议以后,蒋介石纠集150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黔北地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党中央又采纳了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第二次改变战略转移方向,决定从四川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建立新根据地。红军一渡赤水后,蒋介石指挥川军12个旅沿长江布防。毛泽东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灵活用兵,又三渡赤水,跳出了敌人苦心经营的包围圈,创造了红军渡江北上的良好时机。此时,中共中央从实际出发,果断地第三次改变行动方向,放弃了在云贵川边境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迅速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准备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但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已经放弃了川陕苏区,处于无后方作战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审时度势,第四次改变行动方向,决定北上陕甘,把革命大本营奠基在西北。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并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依然存在,党中央决定把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寻求最终落脚点的过程,就是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不断调整战略部署的过程。 正是基于以上实际的复杂情况,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军路线、方向、未到达目的地等一些客观条件因素,来判定它是否与战略转移(长征)有关,叶心瑜等党史专家认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发,已是长征的开始”。甚至有人还提出:“它出发的名称就称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这说明是它是作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长征)的先遣队。此后,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长征)时,以及红二十五军由河南省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均称为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两者之间是第一和第二的关系,它们都算是长征的队伍,为什么第一支出发的先遣队反而不算? 红军战略转移(长征)期间,总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战略部署和策略方针,这反映了我们党洞察时局、把握大势、科学决策的能力和水平,也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 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长征)开始后,党中央逐渐排除了共产国际及党内左的影响,拨正了历史的航向,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内复杂的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的大旗,全面进行统一战线的政策,正确处理长征与抗日、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把红军的战略退却和北上抗日有机地结合起来。红军沿途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沿途在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超的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早出发的队伍,我们从部队的番号和一系列宣言书中,均已明确地表明它是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长征)时,最早出发的第一支、重要的先头部队,它虽然是从福建永安苏区小陶集结地出发,但它与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长征)的部署,具有高度的整体和一致性,这种不可分割的整体一致性,我们不能够简单地以路线、方向、是否最终到达目的地等客观因素,来否定它与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之间的内在关系。现在,许多新近出版的长征史,多有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发,称为中央苏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长征)时的序幕、前奏、引子等,中央党史研究部门亦已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出征路线,永安、大田等地列入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总之,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的主体核心思想是:“北上抗日”,它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战略目标,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如果分割、剥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史实,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长征)的历史,就显得不够客观完整。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中央苏区战略转移(长征)的关系,是党史界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许多权威部门出版的长征史已经完全肯定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揭开长征序幕的历史地位。但是,仅此还是不够准确、明晰,我们知道,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政治、军事上的战略目标与战略转移(长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决定了它本来就是和战略转移(长征)之间完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红军参加长征5支部队中的重要一支”。在《红军长征》一书中称:“大事记是以时间为顺序,记录长征中发生的重大事件”,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和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后的一系列重大战事和红十军会合整编及谭家桥失利等事件,均列其中。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可分割的一致性,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行军路线、方向及是否最后到达目的地,来判断它的与否。“北上抗日”,这种政治、军事上高度一致性,已经超越了事物的表象。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福建永安集结地出发,它就是中央苏区战略转移(长征)的开始。 四、《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四部宣言书,在永安石峰村集结地的率先发布:首次向全世界昭告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思想方针及主张,它把从国内阶级革命战场上的退却,变成对民族敌人的进攻。它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长征)有关抗日救国理论的武器库 美国著名的记者,埃德加·斯若,说:“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败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他还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参加长征的老红军战士,93岁的袁林说:“北上抗日,一直是我们长征路上的精神支柱。”
落款为1934年7月的《中国能不能抗日?》
落款为1934年7月的《中国能不能抗日》第2页
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闽浙皖赣4省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书收录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全文(安孝义 提供)
闽浙皖赣4省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书收录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全文(安孝义 提供)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实施战略转移(长征)时从中央苏区福建永安,派出的第一支武装抗日先遣部队。它比中央主力红军的出发时间,提前了三个多月。1934年7月15日,在永安石峰发表的《为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是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长征)的前奏,它吹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号角,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从福建永安集结地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高举北上抗日的神圣旗帜,将战略转移(长征)与北上抗日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政治和军事上,赢得战略主动权的一次重大胜利。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为代表的一系列宣言书,确立了福建永安重要的历史地位, 当日,同时发表的宣言书还有,《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15日),该宣言首次向外界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部队番号,该宣言称:“我们主张:全中国民众的总动员,武装全中国民众来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收复中国的失地,把日本帝国主义的盗匪们驱逐出中国去,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一切反日民众,应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加入我们的队伍,帮助我们去共同进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
北上抗日先遣队沿途散发的《红军抗日歌》,至今仍在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第一村石峰村的村民们中传唱(原作:音波,歌谱整理:王福利)
石峰村民管联汉(右一)在手舞足蹈地演唱《红军抗日歌》(管其乾 摄影)
从永安石峰集结地出发开始,沿途一路散发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队告农民书》(1934年7月)、《中国能不能抗日》(1934年7月)、《联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到北方打日本去!》(1934年7月27日)、《掩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1934年8月10日)、《给闽东工农群众的一封信》(1934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宣言》(1934年11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布告》(1934年11月25日)等,这批宣言、文告等,是中共中央“三人团”通过精心准备,为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动,特地加班赶印的宣传材料,共有160万份,专供先遣队沿途宣传和散发。这批宣言书和文件资料,共分装380余担,加上部队后勤物资和炊事用具等,总共500余担,约占部队全员的百分之十。北上抗日先遣队宣传任务重,刚补充的新兵多,部队武器装备不足,超负荷的长途行军,沉重的担子需要多人轮换,加之天气闷热,这种状况不能不让该部参谋长粟裕等领导人感到担忧。 北上抗日先遣队军团长寻淮洲,参加过著名的秋收起义,后随毛泽东艰苦转战井冈山。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斗,担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年仅22岁,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齐名,号称“苏区双雄”。被誉为“神猴子”。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这是毛泽东的著名词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的上半阕。毛泽东在这首大气磅礴的战歌中点到的人物张辉瓒,时任国民党第九路军第十八师中将师长,是“围剿”红军的前线总指挥。以张辉瓒的被捉为标志,,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宣告失败。毛泽东诗词“前头捉了张辉瓒”,就是寻淮洲率领的红军战士将其活捉来的。1934年7月,红7军团奉命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他任军团长兼抗日先遣队总指挥。在安徽太平县谭家桥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同数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并亲自带一个排争夺乌泥关制高点,不幸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2岁。寻淮洲在弥留之际,口中还在反复地念着:“北上抗日!北上抗日!”他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双百”人物之一。 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这是对长征意义最有代表性和最权威的论述,这对于从福建永安苏区小陶石峰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来说,也是绝对的吻合。所谓“长征”就是指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即撤离原来的根据地,远征到别的地方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求得红军和革命力量的生存发展并实现北上抗日。从一开始就没有路线、方向之别,它只有战略意图的一致,这就是——北上抗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所携带的160万份有关抗日宣传的文件宣传资料,是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在实施战略转移(长征)中,强烈表现抗日政治、军事思想理论重要的武器库,随着这些宣言书的发布,宣传资料的公开散发,先遣队高唱着崔音波作曲的《红军抗日歌》,它奏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号角,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我国部分党史专家认为:从中国观念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派出的背景和战略目的来看,它的战略意图,既是为了抗日,更是为了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事实上,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和派出,不论从狭义上还是广义上来理解长征的涵义,都可以说它揭开了战略转移(长征)的序幕,就是长征的开始。
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主编的《今日长征路图集》有关先遣队进入永安的时间和线路(管其乾 摄影)
福建省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汪一朝(前排左五)、{MOD}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王盛泽(前排左四)等与北上抗日宣言第一村石峰村干部群众合影(管其乾 摄影)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精神,就是“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由粟裕参谋长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而出的余部为基础,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它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力军,它成功地在蒋介石统治的核心区域,创建了浙南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创立的最后一块根据地,也是在整个中国革命走向低潮的过程中少有的局部反攻,因而在政治上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政权的统治。这支继承并深深烙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光荣印记的部队,最终在粟裕的率领下奔赴抗日最前线,汇入全民族抗日洪流,成为抗日铁军。如今在红军挺进师纪念碑前,建设了北上抗日出征门,原国家军委副主席张震亲笔题写了“红军北上抗日出征门”匾额。这对1934年7月15日,从福建永安苏区为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而英勇牺牲的战友们是一种最好的告慰。 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长征)途中,由于每天都要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历经前所未有的困难危阻,生死存亡悬于一线。因此,中共中央有关北上抗日的系统言论较少,即便是一些党的重要会议,如:通道会议、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等,也只是在讨论、解决党内眼前实际的重大问题。但是,只要战略局势稍加稳定,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于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志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倡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呼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又于11月13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11月28日,中共中央又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这两个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在亡国灭种的面前动员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政策。重申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愿与一切抗日反蒋的政治派别、武装队伍、社会团体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捐弃前嫌,倡导和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以上所有这些正确主张,均可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找到它发端的脉络源泉,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脉相承、融为一体。中共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沿途散发的有关抗日宣言,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长征)中,有关北上抗日思想重要的体现,是中共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重要的政治、军事理论思想的武器库。 《回顾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一书,在编写说明中这样写道:“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力求反映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及各个侧面,所选文章,按照长征的总情况;红七、红六军团的先遣行动,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二方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的长征;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的顺序排列。每一组文章,均以所述历史事实发生时间的先后编排,使读者比较系统、全面地了解长征中各路红军的战斗历程。”根据说明,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文及即排在篇首。由此显而易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作为战略转移(长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得到党史及学术届的广泛认同,以宣言为代表的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亦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经共产国际批示后,“最高三人团”的设立,是第五次反“围剿”与战略转移(长征)的分水岭,中国工农北上抗日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是中央苏区派出的第一支武装抗日部队,被誉为“北上抗日第一军”,1934年7月15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是此次北上抗日先遣行动的法定时间。 永安石峰,作为中共中央北上抗日战略行动宣言书的发布地和集结出发地,只要是具备其中的任何一项,即可构成:——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 红军万岁! 长征万岁! 北上抗日先遣队万岁! 安孝义 2014年7月15日 于福建永安
永安市爱心联盟QQ群网友刘水莲(左三)与石峰村党员、群众一道在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纪念馆内浏览相关的展板(管其乾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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