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四代人的春运回家路

鬼话 · 发表于 2020-1-15 00:30

1951年的辛卯年春节，话剧《龙须沟》的上演成为了很多人对新中国第一个兔年的共同记忆。与之相反是的，这一年“春节还乡旅客服务委员会”的设立却没有引起关注。其实,这是新中国最早关于春节返乡的记载。

春运，一开始称“春节客运”，后来叫“春节期间的交通运输”，现在就简化为“春运”。春运返乡，也是自上世纪50年以来我们国家一年一遇的社会问题。

1953年2月8日,“春节客运”的字眼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同年9月，铁道部在对春节旅客运输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春运期限为春节前后一个月。

春运，对当时的三明还是很陌生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交通太闭塞了。永安车站只有三班客车，路线是：

● 永安——南平，隔日一班

停靠三元、沙县；

● 永安——长汀，隔日一班

停靠小陶、菇田、连城；

● 南平——沙县，隔日一班。

不仅进出班次少，公路标准也很低，质量差，许多路线断断续续的通车。一直到1957年1月，鹰厦铁路建成通车，穿越沙县、三明、永安三县市，这才将三明与全省、全国联系在了一起，也给三明带来了发展的希望。

1959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春节回家旅客的几点希望》，其中第一点中提出“凡是路程比较短、步行一天可以到达的，最好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有自行车的尽可能骑自行车，不要去搭坐火车、汽车和轮船”。当然了，这时候的三明仍然没有春运的氛围。因为那时候三明还在“大雨小干、小雨大干，无风无雨，拼命干”

1958年6月，三明开始了工业基地建设，许多建设者陆陆续续由祖国的四面八方聚集而来。每年，按规定给不允许带家属的工人有12天探亲假，来回路程可以报销，路程消耗的时间还不计在内。

但同时，1959年也是三明工业基地建设的关键时期。那时三钢已经在元旦顺利出钢，建设者们来不及庆祝就投入了紧张的“出铁”任务中。参与基地建设的9128部队解放军战士们率先发起了争夺红旗的劳动竞赛，以集体为单位，谁完成的任务多，红旗就插在谁名下。这种竞赛的形式以飞快的速度延伸到了工地的每一个角落。春节期间，为了保证自己的红旗不丢，工地上流行起发“春节不回家，出勤百分百”的《挑战书》。据统计，1959年的春节，三明工地上有90%的民工在坚持参加建设。

直到，1962年。

1962年，三明工业基地初具规模，再加上数以万计的工人随着迁明企业陆续迁明。于是，三明也开始有了“春运”的味道。

1965年王先生 29岁

由三明至上海

想到这段往事，王老先生第一反应就是“春节坐火车，就那一次了。至今都是错峰出行。实在是太挤了。”有多挤呢，他回忆着说：

那是随厂迁明的第三个年头，春节和妻子一起抱着个婴儿回家探亲。我提着大包小包，妻子抱着孩子，相拥相扶，被后面的人推着上了火车。抬眼望去，行李架上不但塞着行李，还躺着孩子。那时候火车上的座位就是木板凳，长长的板凳下面有人半躺，有人半卧，周围左右塞满了东西。别说车厢里了，连车厢连接处甚至洗手间都塞满了人。妻子没办法了，只好把孩子裹得严实一些放在车厢连接处的洗脸盆中。那时候，没有餐车，也没人喊饿，大家吃着自带的干粮，冷风呼呼地往车里灌着，车轮哐当哐当前进……

1979年许先生 30岁

由三明至天津

说到春节回家，许先生最感慨的就是“人，比电报快”。

人到家了，在家吃饭呢，大队的广播开始响起来了“许XX，到大队办公室，有你的电报”。

既然电报这么慢，那为什么还要打电报呢？

“因为不想走那十几里路啊”

那时候路网还不发达，家在城市还好一些，家在农村那是现实版的“人在囧途”：火车，换乘火车、汽车，再走上大半天的路。所以人们在出行前大多会给家里的亲人们打一封电报，希望家人骑上二八大杠到车站接一接。因为挂号信很慢，再加上车辆往往都不准点，很多时候都接不着。

上世纪80年代左右，为了增强铁路运力，将装货物的棚车简单改造为客车，被称为“棚代客车”。

1978年，在北京站等候签字中转的旅客。

1986年，因为劳累在站前广场休息的候车乘客

那时候经过三明的列车，只有鹰潭——厦门对开列车、上海——厦门往返特快列车、南京——厦门往返快车。在鹰潭换乘，是许多人出行的必然选择。大多数的时候换乘都得等上好久，有时是三五个小时，有时要等上十来个小时。火车站里常常见到大包小包在候车室里过夜的人。

全省第一个好路段——建宁公路段

郊区公交站

和许先生相比，家在省内的人可以幸福多了。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汽车客运网络已经初步形成，在春运中也开始为铁路分流减压。三明市区到本地区各县每天都有不少于一班客班车，三明——永安、三明——沙县，每天有四五班客班车。永安同永春、连城、上杭、长汀通了班车；宁化与龙岩、长汀甚至江西的石城通了班车；尤溪与南平、福州；大田与德化、永春都开通了班车。由于公路运输更加方便灵活，客运量逐年增加。特别是到了80年代，短途春运已然成为公路客运的天下。1985年春节的春运，三明火车站、永安火车站进出列车828列次，发送旅客20.81万人次；地方交通发送客运3056班次，人数21万人次。

这个时期，途经三明的旅客还有一个特殊的感受，那就是“三明的服务态度，老好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伴随着倡导优质服务、“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十大窗口文明竞赛，推广礼貌用语十个字（请、您好、对不起、谢谢、再见）等活动，三明尝试各种便民措施，努力提升服务质量，让旅客“满意在三明”。

1982年，有一位乘客给当时三明地辖市委书记写信，反映沙县火车站售票员态度恶劣的问题。市委书记批示要求全站的职工反思问题，举一反三找出差距，并去信致歉。1984年春运期间，为了保证旅客吃上饭，喝上水，三明火车站调集了大量副食品和本地特产供应旅客，车站客运室准备了三部流动开水车。全市交通系统还倡导“一人辛苦、万人方便”的精神，送票上门3000多张，通过电话信件预定车票4730多张。三明汽车站为了让旅客平安愉快地回家过年，售票、行包托运等项目都开通了夜间服务，还增设了火车站起点班车，使刚下火车的乘客也能迅速转车回家，让乘客走得了、走得及时，走得好。

1999年小许 18岁

由大连至三明

2008年小文 23岁

由厦门至三明

1999年，小许刚上大一，准备从大连回三明过年！因为大连到三明没有直达列车，所以需要到北京转车。大连是始发站，这一程小伙子躺着卧铺，甚是惬意。但是，到了北京中转，这票可就难买了。几十个高校，数十万的学生放寒假返乡，别说卧铺票了，就连站票都是“一票难求”。从北京到三明，两天一夜，真真是一站到底。不仅如此，90年代经济体制了发生重大变化，“民工流”席卷全国，“学生流”交汇“民工流”，成为了春运的主力军。

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三明火车站

1995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再次对春运进行了报道——《为了千万民工有序流动》。“票难买”“高价票”“黄牛票”“找熟人”，是人们对90年代春运的共同记忆。

同样是80后，同样是上大学，在厦门上大学的小文对“买票难”就没有那么深的体会了。因2003年开通的“三明号”，拉近了三明与厦门的山海距离，8点40分由厦门准点出发，14时40分抵达三明，全程用时仅6小时。虽然只有6个小时，但车厢拥挤嘈杂，车内空气不流通，更别说卫生间异味难忍。到了下车的时候，也是一路“风尘仆仆”。

2018年朵儿 5岁

由三明至上海

2018年春节的正月初一，只有四岁的小朵儿也开始体验“春运”。她要和爸爸妈妈到上海度假去。赶着黄金周旅行成为新风尚，“旅客流”汇入春运大军。

2012年元旦，全国所有旅客列车实行车票实名制，打破了延续数十年的先候车再验票乘车的模式，改为先验票后候车；列车时速由60公里成倍提升，动车时代使朝发夕至不再少见；同时网站、客户端购票逐渐普及，买票成为一件动动手指的小事。体面的奔忙是现在人们对春运的感受。不仅如此，出行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三明机场、三明站陆续建成，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三明出发，日行千里。

家还是那个家，回乡之路却早已不是同一条。千里故乡能一日往返，这背后是改革的一日千里。为了破解“人在囧途”，车辆提速、路网加密，各大铁路局完成公司化改革，新一轮民航运价改革启动，让曾经“过年回你妈家还是回我妈家”这道“送命题”成了“送分题”。过年啊，我们先去“你妈家”，再去“我妈家”，然后我们来个“自由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70载光阴，中国在变，春运也在变，“春运的车轮”与“改革的车轮”一直同行。从1亿人到30亿人，从绿皮车到复兴号，从松松垮垮的蛇皮袋到硬朗优质的行李箱，数十节“时光车厢”整齐地连缀在一起，既展示了春运的速度与深度之变，更展示了中国前行的车轮是如何一次次作别历史的站台。